平安夜，北京医生杨文被杀的新闻让人心头一沉。
目前，事件的舆情仍在发酵，但是让我们伤怀的、愤怒的以及能够讨论的问题与十几年来数百计的伤医暴力事件并无太大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为解决医患关系配套的综合体系建设到底有多少实质进展？
事件发生后4天，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是一部“基本法”，在给医疗工作者带来信心的同时，同样还是要面对细节落实。怎么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像银行那样设立安全柜台？全面推行警务人员驻点制度？加大追责力度形成震慑？加强自我防范？就像很多专家所说的，保障医务人员安全，并没有单独一种“特效药”，何况一些头疼治头、脚痛治脚的“务实”多只能是暂时缓痛的麻醉剂，如果设定不够完善，反而起到增加紧张情绪的反面效果。
2012年11月13日，合肥安医大二附院泌尿外科护士长被患者用菜刀砍杀，另有4名医护人员受伤。记者当时就在现场采访，凶手面对镜头时的凶狠眼神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医患关系问题，而是一种令人紧张和悲伤的社会心态。“医患关系”“司乘关系”“城管与商贩”……近年来，各种“关系”名词被发明，最近这两年甚至还出现快递小哥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包括本月出现的武汉美团外卖小哥刑案等极端事件，都在反映社会体系中存在紧张感。
去医院本身就是令人紧张的，甚至面对的是生死大事，不是外卖晚几分钟赔20元那样简单，因此医患关系也自然成为这种关系崩盘的高发地。从医生的角度说，不健康的工作负荷、收入付出难成正比的疲惫心态、患者有理或无理的“纠缠”都会让一个人游走在精神极限边缘；而从患者的角度，排队看病、医药费用、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怀疑、偶尔被吆来喝去的烦躁也是产生敌对情绪的诱因。
抛去极端犯罪的特例，如何将这种紧张度降到最低可能是治本的办法，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没办法，话题就是这么大。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科技进步，社会的巨大变化让人欢欣鼓舞。但是我们对发展抱有绝对信心的同时，对人类情感似乎少了一份尊重。毕竟，警察、医生、外卖小哥、公交司机、城管，在岗时那身制服就是责任所在，但是别忘了制服下面都是一个个在社会上期待更好生存的普通人，也同时被别的“制服”服务着，我们从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携手共进。就像杨文同事所说的“患者家属不接受疾病与死亡的可能性”，即便是事发后，家属对医务人员的态度简直到了冷漠的程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病症。同样，外卖一整套让人紧张的评价考核体系，在高效的外表下又产生出多少病态的心理和行为。
在社会运转高度体系化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包括身份之间的关系，需要一个健康有序的体系，理念、法律、教育、硬件、管理、救济都是必须的环节，它们都是治疗“社会病症”的良药，非下大功夫努力而不可得。治病救人，不单单是医生的责任。所以，在立法、医疗、治安这些领域纷纷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审视自己在处理“关系”时的处境与心态，这种讨论可以更广泛、健康、理性地持续下去。
毕竟，这些环节我们都是参与者和建设者，没有人可以袖手旁观、坐享其成。（马翔宇）
（责任编辑 张宇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