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庄村位于绩溪县的上庄镇,走到上庄村的小河边,几棵硕大的枫杨树潇洒地站在河边,像是胡适、汪静之他们几个在看着这班新诗后学,上庄忽地有了诗意。
幼时的胡适上蒙学要常常路过这里吗,常常到常溪河水中嬉闹吗?
村中间小广场上塑着一尊胡适像,几个老太太在小亭里晒太阳,商贩在广场上做着生意,胡适与村人天天在一起。
河对岸的小山上正在建一座亭子,不知叫何名,猜想该是“适之亭”吧。
经过胡开文故居和几条徽州常见的小巷,一幢老屋门楣上刻着“兰蕙书屋”匾额,这就是胡适先生的故居。
胡适故居是一组典型的徽派古建筑,庭院、主屋、学屋、庵堂一字排开。
据资料载,此屋为胡适父亲胡铁花(即胡传)于清光绪年间所建,主屋分前后两进,两进各有天井、两房两厢。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厢隔扇门和窗栏板上的兰草木雕,前堂隔扇门两对竖式、前后堂窗栏板两对横式,八版兰草均为写意阴刻,据说出自胡开文墨庄制模高师胡国宾之手。
细观兰草,寥寥数笔,风吹草动,似有幽香。
这是胡铁花为兰蕙书屋所作的注释呢,还是我们爱胡适、爱胡适的兰花诗以及胡适先生对中华文明所奉献的芳香气质呢?
诗人们闻花识香,新诗的小虫恐早已爬上心头了吧。
胡适先生曾在这里生活了9年。
冯氏出身贫寒,长相平平,却颇有心志。
此时她唯一的念想就是遵循丈夫的遗愿“穈儿聪明,要他好好读书”,悉心培育胡适成人。
那时上庄一带的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圆,冯氏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
据胡适回忆说:“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
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母亲对小胡适管教很严。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是丢脸出丑的意思),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胡适犯了错,每在夜里受训。
“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冯顺弟是胡传的第三任填房妻子,嫁到胡家时还不满16岁,胡传大她32岁,前妻留下3儿3女,一半比她还大。
年轻守寡的冯氏,在家中要看胡适哥嫂的脸色,还要维系大家庭的和睦。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
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
她常常关上房门无声地流泪。
胡适怀念母亲时写道:“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故乡上庄、故居兰蕙书屋为胡适的启蒙和性格养成抹上了一道徽州底色。
自1904年赴上海求新学,继而留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始终定位“我是安徽徽州人”。
这种旗帜鲜明的地域标识,为近现代徽州竖起了一座高耸的文化坐标。
我们徽州名人众多,其中很多是寄籍外埠成名的,因而缺少鲜明的徽州识别度。
大儒朱熹有被说成是福建人的,胡雪岩、张小泉现在几乎成了杭州人。
而胡适先生的籍贯从没有发生过歧义,尽管他出生在上海,在故乡待的时间并不多。
胡适对徽州的认同,源自他对故土、对母亲的深情,更基于他对徽州文化的深刻洞察。
他在晚年口述自传里讲道:
“徽州全区都是山地,由于黄山的秀丽而远近闻名。”
“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
“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
“所以一千多年来,我们徽州人都是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全国的。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徽州人为什么外出经商,徽商对中华文明进程起过什么样的作用?正史记载有限,明清小说、拍案惊奇对徽商的描写多持贬义,认为徽州朝奉只对乌纱帽、红绣鞋两样东西感兴趣。
只有胡适先生深刻讲出了徽人从商的本质原点,一句“无徽不成镇”,讲出了徽商对江南城镇发展的正能量。
“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12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徽学能成为与藏学、敦煌学相媲美的三大显学之一,除了一代代徽州先贤的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外,不也得益于胡适先生的高端站位、科学分析,为徽学的深度前行给出的基调吗?
胡适先生关于“小绩溪”与“大绩溪”关系的梳理,为后世徽学研究拓宽了思路,今天我们从“小徽州”“大徽州”的探寻中,仍能看到胡适先生的影子。
胡适晚年花费二十年时间考证《水经注》,为戴震翻案,不仅关乎乡谊,更为学术的本真。
胡适先生叫我们“努力做徽骆驼”,既是先生对徽商坚忍不拔精神的高度提炼,更是对后世徽州人的深情冀望。
胡适先生一生获得36个博士头衔,最后是倒在会议桌上的,他创造了徽州近现代的一座高峰。
(图文:倪国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