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突破，捐献者呈几何级增长

　　“前些年，跟人提起器官捐献，对方常激动得发火。近几年，不少人主动要求捐献了！ ”安医大一附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赵红川说。

　　2010年起，我国在10个省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两年后全面铺开。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从死囚身上取器官用于器官移植，公民自愿捐赠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当年，全国公民器官捐献人数达到2766例，大器官捐献数达7758个。 “我国器官自愿捐献数量已跃居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建立自愿捐献体系速度最快的国家。 ”器官捐献事业的迅猛发展，让赵洪川等致力于器官捐献事业的业内人士对未来充满信心。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次评出7名全国优秀人体器官协调员，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汤常荣是其一。 “这不单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对我省器官捐献工作的认可。我省器官捐献工作起步晚，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这两年发展势头很好。”汤常荣说。严格遵守器官捐献的合法、合规、合理性，坚决杜绝任何利益因素，努力做好捐献后的服务工作，是我省器官捐献工作严守的三条原则。省红十字会除了每年定期举办缅怀活动外，还通过走访帮助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定制纪念币等各种形式，为捐献者家庭送去温暖。

　　蓬勃的志愿服务队为器官捐献事业注入了生机。 2013年初，太和县成立我省首支县级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服务队。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5支遗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缺激励，医疗机构大多态度消极

　　赵红川热爱器官移植事业，因为觉得“它代表着外科医学最高水平”，为患者带来“生命的礼物”，但他坦言，当年博士毕业后，曾一度想放弃这个专业，“虽然给患者带去生的希望，但在当年的器官来源体系下，有太多说不清的问题。尴尬的现实，总是在不断撕扯着内心。 ”近几年，随着器官来源、分配、救助等各环节的逐步规范和公开透明化，这项“阳光下的事业”开始带给赵红川前所未有的职业认同感。

　　短短五年，我国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由2010年的0.03提高到2015年的2.03。 “虽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发展速度非常快，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赵红川认为，器官捐献有关数据仍较低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捐献行为的社会认知度较低是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指群众的传统观念，更是指医疗机构对器官捐献的消极态度。 ”

　　器官捐献涉及法律、伦理、人权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规范的制度是顺利开展这项工作的必备条件。 “发现潜在捐献者的渠道不畅，是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大难题。 ”据汤常荣介绍，潜在捐献者线索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中来自医院的信息占绝大部分，且准确性高。“基层医疗机构是潜在捐献者的重要来源，但由于缺乏政策支撑和资金保证，目前未能形成规范的潜在捐献者信息上报制度，特别是在医患矛盾紧张的现阶段，很多医院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态度，参与热情普遍不高。 ”

　　不少大医院对开展器官移植手术也缺乏积极性。目前，我省4家三甲医院拥有器官移植相关资质，其中2家有器官移植资质、2家有器官获取资质。“其实，我省最早有7家医院被授予相关资质，但其中3家选择了放弃，工作繁琐、无经济收益是放弃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目前拥有资质的4家医院中，有的也工作消极，基本抱着‘靠天收’态度，遇到就做、没有也不积极争取。”专家认为，器官来源有限、有资质医院数量少是制约我省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瓶颈。        

　　多无奈，法律、资金“坎”亟待跨越

　　当选全国优秀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让汤常荣有点“小激动”，但他更想呼吁：“器官捐献事业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能尽快得到解决！ ”

　　据了解，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仍是目前各地开展捐献工作的主要依据。 “该条例比较笼统，主要侧重于监管，对器官捐献和分配等几乎未提及。解决移植器官长期匮乏的难题，制定器官捐献法迫在眉睫。”汤常荣认为，在公民自愿捐献背景下，立法尤其要鼓励和倡导公民自愿捐献，“比如，可规定器官捐献提醒程序，在特定情况下征求捐赠者捐赠意向；可设定严格的遗体处理程序和责任条款，和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抚恤和救助，通过激励性、保障性立法，鼓励更多人选择‘传递生命’的善举。 ”

　　“法律的缺失，只要国家重视，三年五载就能解决。但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则需要很长时间，只能通过不断的宣传教育。”在实际工作中，汤常荣发现“被动宣传的效果要好于主动宣传”，也就是说，相对于协调员面对面介绍，通过在公共场所设宣传栏、制作视频短片等开展社会宣传，器官捐献工作更能为公众所接受，“比如，在公交车上贴宣传画就是一个好办法，受众多，效果好，国内不少城市都已开展。”让汤常荣郁闷的是，高昂的费用是一道目前无法跨越的门槛，“收费按社会广告标准执行，动辄上十万元，我们哪能付得起？ ”专家呼吁，当前我国关于器官移植的公益宣传几乎是空白，亟待加强。

　　资金捉襟见肘也严重制约着我省器官移植工作。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原则，但不少捐献者家庭贫困，临终前已产生一大笔医疗费，需要人道救助。 ”汤常荣坦言，由于缺钱，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财政专项经费一年只有25万元，用于器官、遗体、眼角膜捐献所有工作，根本不够！每年光印发宣传册、缅怀纪念、困难捐献者家庭慰问等几件必做的事就花得差不多了，公益广告宣传、基层医务人员培训等不得不量力而行，捐献者人道救助只能靠社会募捐。 ”

　　“这两年，器官捐献各项政策不断得到完善，希望好政策出台后能及早落地执行，希望各部门能加大协作，真正建立起器官捐献移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 ”汤常荣说。(作者： 王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