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来自全国范围内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科大，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大学生。他们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他们当年被称为“知识荒原上的少年突击队”，但更多的是被称作“神童”。而今中科大“少年班”已40年。

有媒体探访这些曾经的“小天才”后续的成长、发展道路，其中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19岁成为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助教，但1998年在《实话实说》节目中猛烈抨击神童教育的四年后，突然宣布出家为僧。还有的神童上大学后被劝退。

毫无疑问，“少年班”见证了重新重视知识与人才的改革年代。然而，神童教育的理念之一是把有限的资源，首先集中到少数精英身上。除了千挑万选的少年班，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其实也在广设“精英班”“实验班”“火箭班”“重点班”——尽管他们的光辉或许没有“少年班”闪耀。

应该说，四十年前出现“少年班”，与那时人才青黄不接、社会渴求“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大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按理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今年毕业大学生已超过800万的语境中，这种情况理当消弭。但当下社会仍旧存在“神童情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还受到“神童情结”的影响。

这种人才观已经显得过时与陈旧，我国教育已经从数量时代转入质量时代，我们早该从重视少数精英的成才，转向关注每个学生高品质的成长过程。

“少年班”倡导者李政道先生曾回忆说，“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很显然，举办少年班，在当时的意义是“突破口”，这个目的也已得到实现。那对当前的教育来说，是否还需要用少年班模式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呢？这就要看常规是什么了。

在所有学校教育按部就班的办学环境中，“少年班”培养模式，确实为早慧少年提供了一条特殊路径，但这一模式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少年班的招生规模不大，但对社会的人才观影响很大。

 首先，家庭教育，不是依照孩子的个性、能力，给其选择适合的成长路径，而是通过参加培训班“培优”，让学生获得某种特长，以这一特长去进入重点班、实验班等特长班。

其次，社会把一名孩子上大学的年龄看得颇重，十三四岁上大学就被视为神童，加之上大学的评价、选拔，就是学科知识考试，这让学校和家长只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快速获得知识），而对学生的综合素质重视不够。

所谓“神童”，有的是揠苗助长的结果；有的则只是知识教育视角下的超常儿童，但学习之外的能力、素质欠缺，有的少年大学生人格、身心成长都存在一定问题。这影响他们持续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一些曾经举办少年班的大学后来又取消这个班，原因正在于此。

“神童”，并不像字面上所显示的仅指其天赋，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怎么成功的？”正如王安石《伤仲永》这样的名篇所强调的，中国人在文化价值上其实一贯更偏向强调一个人成才过程中的后天因素，否则再好的天赋也会很快消耗殆尽，因而人们本能的反应会是“此人或此人的父母必定有一套特别的教育方法”。不难看出，这样的想法更强调教育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而不像西方那样偏重让孩子自由成长，师长则仅仅从旁进行引导。或许正是因此，当年像《哈佛女孩刘亦婷素质培养纪实》这样介绍“成功经验”的书才能成为超级畅销书。

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希望神童出现。去年爆出的“莱阳神童造假”事件也大抵如此：虽然14岁的初中生李向楠“被麻省理工录取”的事并未核实，但当地教育局最初却宣称此事“千真万确”、“为莱阳争了光”，仿佛神童的存在不仅是他和他家庭的事，还代表了当地教育质量。这样的好事，当然有人愿意相信。

不过，如果说天赋异禀的神童“赢在了起跑线上”，那他们却未必是“笑到最后”的人。《关于艺术家形象的传说、神话和魔力》一书中认为，人们对杰出人物早年事迹的兴趣主要是假定这对其将来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又或者是其未来成功的先兆，但事实上却未必有因果关系。

在过了那个‘潜在期’以后，能成功地保留早年才能的儿童竟是寥寥无几。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即在众多的天才儿童中，后来真正成为艺术家的只是少数。我们之所以对这极少数的天才有所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被特别挑选出来，作艺术家传记中的英雄。

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教授琼·弗里曼从1974年起跟踪调查了210名极具天赋的儿童，但最终发现其中仅有6人（3%）“取得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与王安石在《伤仲永》中的结论不同，她不认为这是由于父母后天教育方式上的过失，而归结为神童们常会因为在多个领域表现出天赋而分心，但伤害最大的则是“神童”这一身份本身带来的负担，她说：“‘神童’也是普通人。但他们面临特殊挑战，尤其是不切实际的期待。

目前，不少地方的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个性、兴趣关注不够，给早慧孩子提供一特殊的培养通道，仍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从长远看，孩子的个性、兴趣培养必然要融入到学校教育之中——不是为少数孩子创设一条专门的培养方式，而是关注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兴趣培养，这也是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的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国家教育部门已经明确，到2020年，将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特长生招生。这不是说义务教育不重视学生的特长，而是要扭转社会功利对待特长的观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都希望孩子早学、多学、学深、学难，以便在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但等孩子上了大学，很多家长却不再管孩子的学习状态，大学对学生的质量要求也不严。

这不但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负担沉重，还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孩子进入大学后失去学习的兴趣、动力。

“少年班”40年，见证着我国教育从整体匮乏到过度焦虑的历程。少年班的早慧、早培以及进入社会后的发展，也是一面镜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这种“赶早”教育的内在问题。更理想的教育，是追求学生成长的质量，而不是成长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