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合理上调大学学费的机制
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有一些声音呼吁扩大义务教育涵盖面,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由此提高劳动力水平。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孟安明却不认可这一观点,他说:“中国在有限的财力下,对教育的投入已经超过4%,有人提出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但是我们国家有大量贫困、失业人口需要救济,有农业、医疗、养老等多领域需要国家财政补助,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太多。”
孟安明认为,国家应该暂缓考虑扩展义务教育的年限,还是维持九年义务教育为好。此外,他还表示,大部分高校的学费在每年4000元至6000元之间,低于许多幼儿园一年的学费标准。与此同时,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已经非常巨大,而随着物价的上升,大学的办学成本也在逐年提高,因此他建议国家应该建立合理上调大学学费的机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如GDP的增长情况和物价的上涨水平,每年调涨3%左右。在上涨学费的同时,学校可以通过助学金和贷款等方式,保证困难家庭的大学生能够上大学。
公立大学和私立幼儿园,能比吗?
一说要涨价,网友们一下子炸开了锅。有人质疑,拿幼儿园和大学的学费作对比,存在天然的逻辑漏洞。
@jimsimons 表示:“会不会是幼儿园收费太高了?”@文大湘在广州 也说:“为啥不是降低幼儿园的学费呢?”
 另外,收费高的幼儿园以私立为主,而大学多数为公办。
@甲央泽龙 认为:“幼儿园民营私立多,所有资源设施都是市场价格,但是公立大学的房舍租金是多少?教授们的工资和科研费用不需要国家财政吗?”
另外,如今五六千元的大学学费,在一线城市或许尚可接受,对于广大农村或小城镇家庭来说,也不算低。
@墨之铭 说:“学费4000元至6000元对于一线城市而言也许不吃力,但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不算少了,何况有些高校不仅只有学费一项支出。”
不过,孟安明提到的现实因素也应当考虑,办学成本的确在涨,一旦学校 “缺钱”,受害的恐怕还是学生。
@北京华氏三十二度 认为:“教育是公益事业,没错。既然国家财力投入大学有限,又不涨学费,恐怕会拉低大学教育质量。”
大学涨价已成趋势?
虽然网友们对学费上涨存在争议,但事实上,全国近几年已有不少高校加入了“涨价大军”。 早在几年前,广东、江西率先上调了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海南、内蒙古也随后加入。各地都强调,学费的涨幅考虑了居民经济承受力,同时会加大对困难学生的补助。
就在前不久,安徽省物价局宣布将在3月中旬召开听证会。按照听证会流程,预计2018年秋季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会面临调整。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在2016年进行了一场2000人的小规模调查,结果显示,14.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大学的学费十分高,61.5%的受访者认为比较高,48.1%的受访者能接受学费上涨20%以下,33.5%的受访者不能接受任何涨幅。
如果实在要涨价,那么72.6%的受访者认为学校应提供兼职,同时免除一部分学杂费。在全球范围内看来,中国的高校学费并不算高,但其他国家的高校学费政策,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魏建国认为,学费水平是一个高度政策性的产物,国外情况实际上也和我们类似。美国公立大学学费由州政府或州立大学董事会决定,在这三十年间,公立四年制机构州内学生学杂费从2684美元涨至8893美元,上涨了231%。澳大利亚从2016年开始,政府解除了对大学学费的管制,由大学自行制定。 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实行免费高等教育。
拿教育产业化的英国来说,大学学费过高,已显现出不少弊端。据了解,包括曼彻斯特大学和杜伦大学在内的36所大学对英国和欧盟本科生收费,以最低9250镑为标准,国际学生费用更高。英国高等院校一年就有170亿英镑的收入(约为1600多亿人民币)。学费过高,使学生们叫苦不迭,以至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也呼吁重新审视大学学费。
涨价不是不可以 优化开支更重要
那么问题来了,大学的学费到底该如何调整?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戚业国介绍,学费是大学办学经费的重要来源,一方面,社会只有部分人能接受高等教育并得到相应的个人收益,对这些人收取部分学费而不是全部由公共财政负担,这是社会公平的需要;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办学是有成本的,拨款、学费、捐助是最重要的三个经费来源。如果拨款和捐助远远不能满足大学日常运行的需要,就只有提高学费这样的选择了。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除了涨学费,学校可以有多种途径缓解办学压力,比如67.9%的受访者建议压缩学校“三公”经费,59.0%的受访者建议处理学校闲置资产,41.3%的受访者建议向财政申请更多拨款,31.4%的受访者建议校办产业,30.4%的受访者建议社会筹款,17.1%的受访者建议接受校友捐赠。
正是由于我国高校的公办性质,知乎@李有希 认为,中国高校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它不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去运行,学校教育投入来自财政投入,来自财税与国有企业的利润,没有理由让民众投入更多的资源去交换。“当然如果学校是私有制的民营学校,那怎么定价都可以。”因此他认为,公办大学上涨学费应慎之又慎,而私立大学的“口子”则可以适当放开。除了开源,节流也是高校解决资金问题的一大途径。
《福建日报》就曾刊文批评说,1999年高校扩招后,大部分高校都开始扩建新建校区,一系列的大拆大建大部分是通过贷款来完成。虽然各省都出台了一些偿还贷款的补偿办法,但各高校仍负担大量贷款。部分高校行政机构庞杂,行政人员众多,行政开支大。一些学校追求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豪华校园、景观大道,铺张浪费。特别是科研经费浪费、经费使用缺乏有效论证和监管。
知名媒体人@乔志峰 因此表示,现在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就是对当前高校中的不良成本开支进行优化,大幅度降低办学成本,进而降低包括学费在内的各项收费,而不是放任某些高校的涨价冲动。“教育是百年大计,最要不得过于功利化、短期化的思维方式。”
当然,孟安明委员的建议也提醒我们,对全国高校整体实力的提升与促进,需要不止于“涨不涨学费”的讨论,还要看到不均衡发展的实际恶果,努力应对、实打实投入。打破名校与非名校的藩篱,推动高校改革,无论是认知还是行动都要高于幼儿园水平。(参考媒体:解放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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