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昨日获悉，家住合肥市的吴女士（化名）此前带着儿子做美甲时，手机给儿子玩。当晚回家，吴女士发现卡内的13万被莫名转走。吴女士查询发现，这13万竟是9岁的儿子玩游戏时打赏给了游戏主播。自此，曾学过法律的吴女士开始了持续半年多时间的教科书式追讨。3月3日，在合肥高新区法院法官调解下，吴女士拿回了上述钱款。
[案情]男孩玩手机转走13万打赏主播
2019年5月11日，吴女士带9岁的儿子小力（化名）去美甲店做美甲。在她做美甲时，小力拿起她的手机打开了一款某知名平台上的游戏。做完美甲后，吴女士便把手机拿了过去，当时并没有发现异常。等到吴女士回家后，无意间发现手机上有多条银行转账提醒。
吴女士细看，发现9笔转款记录显示，其银行卡内共有13万余元被转走。吴女士吓了一跳，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及支付宝转账记录。经检查，她发现13万余元是被儿子小力通过支付宝支付购买游戏平台上的虚拟币，用于打赏。吴女士非常生气，但也意识到必须立即行动起来，追讨这笔钱。曾学过法律的吴女士深知，要想追回这笔款项，首先要固定证据，而且越快越好。
[追讨]固定证据明确打赏不知情
此后，吴女士先是联系了游戏平台——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对方表明发生的事，一方面希望对方能查清真相退回打赏款，另一方面也是告知平台，这笔款是未成年人转款，没有经过家长同意。随后，她联系了支付宝的客服电话，因为通过支付宝平台可以明确转账的具体收款方，今后可以作为一项证据。
除此之外，吴女士还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即使构不成案件，其报警记录日后也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法庭。在做了一系列证据固定后，吴女士想到了最关键的一份证据，那就是美甲店的监控。好在，她查看监控后发现，监控能清楚地记录下转账发生时，孩子正在使用手机玩游戏，这就能证明，转账行为是孩子完成，而不是她本人所进行。吴女士刻录了监控视频进行保存。
随后，在她的多次沟通协商下，某科技公司于20天之后，也就是2019年5月31日返还了4万余元。对于其余款项，该平台以打赏给主播了，不是平台所得为由拒绝返还。
线上调解游戏公司退回13万
由于吴女士主张全部退款遭拒，其便将某科技公司起诉至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合肥高新区法院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送达了传票，定于春节假期一结束开庭审理。因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该案庭审延期。
此后，为减少人员聚集，保障当事人的健康权益，高新区法院承办法官刘正红积极引导当事人在线调解。因为吴女士提供的证据相对完整，在高新区法院线上调解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3月3日，吴女士在收到了全部退款后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至此，吴女士将半年多前孩子打赏主播的13万余元钱款全部追回。
[说法]证明是未成年人所为很重要
安徽万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红认为，此案的关键点在于吴女士有证据证明打赏行为是孩子所为，美甲店的监控视频就很有证明效力。
张红称，根据法律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本案中未成年人支付13万的大笔金额明显超出了其年龄、智力范围，在未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的情况下，应为无效。“小力可以花钱购买一个棒棒糖或者买一支铅笔，但是打赏这么多钱明显是超出其年龄、智力范围，所以家长可以要求平台退还。”
另外，张红也表示，当事人应当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使其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证明标准，因为，家长要举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所为，但此类案件中有时候想要证明这一点比较困难。“监控、证人证言、与平台沟通的记录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但是监控的证明效力更强。”张红称，家长遇到这种事情，越早固定证据对后期追讨越有利。
孩子打赏主播事例近期频发
记者发现，近年来，类似这种案例多次发生，有的能全款讨回，有的则追讨困难。尤其是目前全国各地开展网上上课，孩子打赏主播的事情随之多发。
例如，近日深圳一名12岁学生以上网课的名义玩手游看直播，给平台主播打赏12万元。无独有偶，有媒体报道，山西一名正在防疫一线奔波忙碌的护士，发现10岁的儿子竟然偷偷地用手机给某短视频平台打赏了10万元。因为儿子要按学校的要求参加网上课程，必须用到手机，于是就发生了小孩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偷看直播，连续三天为一主播打赏礼物。
2月24日，该平台发布消息，称10万元钱已经被退款。该平台表示，不允许未成年人充值打赏，对于未经监护人允许的未成年人打赏一经核实予以全额退款，如有以任何方式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打赏的主播，平台将依据规则严厉处罚，并可能对主播的违法违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移交公安机关立案等。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责任编辑 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