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合肥11月26日电(常国水 韩畅)日前,安徽省滁州市中院对两名原凤阳县国税局官员作出终审判决,因此而牵出的凤阳县国税局开证明替贪官“说情”引发了更多关注。

  人民网安徽频道梳理发现,这并非孤例:今年10月初,原安徽省农委处长因受贿受审;11月4日,原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分公司总经理受贿案在合肥中院公开审理。不同的案件有相同的情节——法院审理阶段,单位开证明为其“求情”。

  一纸证明能奏效吗?对此相关法律专家认为这种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单位开的证明有假,还将承担巨大的行政风险。

  事件:2个月现3起“求情案”

  今年10月9日上午,安徽省农委农业产业化指导处原处长金树芳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金树芳被检方指控涉案达1000多万元。该案公开审理期间,其单位开具证明,称其工作尽心尽力。

  11月4日上午,原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分公司总经理潘国华涉嫌贪污受贿一案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庭审时潘国华的律师提到潘国华工作兢兢业业,其单位也为其出具了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请求。

  11月下旬,滁州市中院作出终审裁定,分别判处原凤阳县国税局干部乔伟和巨世耀有期徒刑10年、5年。值得一提的是,两人落马后,凤阳县国税局专门开具证明,称乔伟工作突出;巨世耀平时表现较好,记三等功一次,并连续五年在公务员考核中获优秀等次,他所在总铺分局多次获文明先进单位,建议从轻处罚。

  律师:对量刑几乎没影响

  贪官涉腐,单位求情,连日来的几起案件中,所谓的“单位证明”能否影响法院判决?

  “即便单位的证明开得天花乱坠,对法院酌定量刑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安徽泸州律师事务所张亚律师认为,通常犯罪嫌疑人有重大立功、自首表现时,法院才会酌定从轻处罚,并且酌定的范围不会超过总量刑的10%。与这些情节相比,单位“求情”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张亚说,他之前也接到类似的案件,其实单位开证明,更多是出于维稳考虑,“很多家属找到单位,认为某某官员在单位工作十几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位不开证明就是没人情味。”实际上呢,功过不能相抵,即便开了证明,也不能影响法院的判决。

  法学专家:影响单位公信力

  安徽大学法学院徐玮学博士认为,公众对待此类事件应当一分为二去看,官员涉嫌犯罪,但也不能否定他的一切,或许他在单位的确表现良好,成绩卓著。需要注意的是,单位的证明是在什么背景下开的,是办案机关的要求,还是单位主动出具的,前者对案情的影响更大。

  “通常情况下,单位为官员出具此类证明时,没有考虑其背后的负面影响。”徐玮学说,在法院一旦进入审理阶段,官员的涉腐情节基本上被检方查实,他不仅对受害人造成了伤害,影响了单位形象,而且容易产生不良社会效应。

  “之前我接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单位出于人情考虑,不仅为其求情,还出具假证明。虽然法院没有追究单位的责任,但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这件事被该单位的上级部门得知,负责开证明的主任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徐玮学认为,对单位而言,为一个贪官开证明,会让公众对单位公信力产生质疑,为一个贪官开假证明,则要付出巨大的行政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