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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勇:“疑罪从轻”使冤狱难于平反

A-A+2013年3月27日09:10潇湘晨报评论

  朱明勇:“疑罪从轻”使冤狱难于平反

  潇湘晨报:在你代理的两个案件(张氏叔侄案、马廷新案)中,都显现出“狱侦耳目”的问题,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朱明勇:“狱侦耳目”在这两案中不是使用的问题,而是非法使用的问题。耳目或者特情,是靠自己的耳和目获取情报的特殊人员,其使用本身倒没什么问题,但公安机关却把犯罪分子以耳目的名义利用起来充当牢头狱霸,对被侦查对象实施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实际上是将侦查权违法下放给耳目,而且还放纵耳目实施逼供、诱供、指供等一系列的非法侦查手段,还让耳目在审判中以证人身份出具证词,这种做法是严重违法的。

  潇湘晨报:如何确保这种侦查手段在有效监督之下合法运用?

  朱明勇:耳目是侦查主体和侦查对象之间的一个中介,其本身并没有侦查权,对耳目的管理要严格依法进行。实际上耳目的作用仅限于提供、收集情报,而不得亲自实施侦查行为,更不得实施违法的侦查行为。对其设置、管理、教育应该有一整套严密的措施,具体工作安排要有严格的审批手续和监管制度。否则,如果按照本案耳目的工作方式,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被认定构成任何犯罪。在目前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这种侦查方式的背景下,比照侦查监督职责,对其批准、使用应该向同级检察院备案,并由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负责监督。

  潇湘晨报:梳理多个冤案,有一个共同之处:被告人在二审时保住了脑袋,即法院“疑罪从轻”,而非“疑罪从无”。

  朱明勇:“疑罪从无”是世界通行的刑事法律理念,我国刑诉法早在1997年就确立了这一原则。很多法院创造性地搞出了“疑罪从轻”这个特色,它的危害在于不仅真相得以掩盖,而且冤狱难以平反。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一般只有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的情况下,冤案才不得不纠正。不过,马廷新案是在没有真凶出现的情况下,法院就做出无罪判决的。通过张氏叔侄案,也更加印证了马廷新案判决的正确性。但这种情况在中国真的很少见。

  潇湘晨报:新的刑诉法实施后,对于防止冤案的产生是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朱明勇:浙江高院院长齐奇说得很对,“每一起冤案都少不了刑讯逼供的影子”。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得不到执行。对于这种情况,制定什么法律也不管用。其实法律表面上写得已经够了,如果说真要解决问题,一是要把法律当真,二是要严格执行。就是在立法上设置具体的可操作规则,如讯问时律师在场、24小时全程录像;同时对限制公权的规则,要制定相应的罚则。

  潇湘晨报:这个案件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朱明勇:这个案件给我最大的感受倒不是冤案得以平反,而是我们是否反思到了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如果公安机关不刑讯逼供,如果耳目不成为牢头狱霸威逼利诱,如果检察机关能认真审查,如果法院能把住证据关口,张辉、张高平就不会被冤判。如果二张不被冤判,则公安就还有责任追查真凶,勾海峰就有可能被及时抓获。那么,2005年勾海峰再次犯罪又杀害一名女大学生的惨案就不会发生。所以,某种意义上说,勾海峰的再次杀人,形式上看他是杀手,而本质上看,刑讯逼供、非法使用侦查手段,冤枉了无辜,放纵了真凶的杭州市公安局才是“凶手”,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对此负责。

  徐昕:狱侦耳目是告密文化的延续

  潇湘晨报:近些年来,类似赵作海、佘祥林等冤案不断被披露,这些冤案产生的根源何在?

  徐昕:这跟制度本身的关系密切。不追究责任,会导致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为,现在真正因为冤假错案被追究责任的是非常少的。

  现在媒体所关注的这些冤假错案,最主要是涉及侦查的问题。一些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都没有到位,比如赵作海案,一出来后首先追究的是法官的责任,实际上,这样的案件法官是扛了很多压力才没判死刑的,如果判了死刑,翻案就更难了。比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都已经死了,要翻案的话,动作就更大了,所以就只有死扛着了。不能翻案的另一个原因,是那些办案的人,在他那个系统内已经高升了。所以,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

  潇湘晨报:在河南马廷新、浙江张氏叔侄的两起冤案中,均涉及所谓“狱侦耳目”的侦查方式,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徐昕:我有一次参加中国法学会组织的参观北京监狱的活动,发现利用这种手段(破案)非常普遍,但真实的数字很难掌握。公安破这个案子,开始并没有破,只是怀疑你,把你逮进看守所之后,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招供,比如利用同住的犯人套取信息,然后举报作为立功,还有就是刑讯逼供,利用一种心理压力,让你来招供。现在大家注意到的问题主要是刑讯逼供,但是所谓的利用内线或者利用某种压力让你的精神崩溃、失常来破案,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潇湘晨报:狱侦耳目这种侦查方式,目前研究还不是很多,它属于国家机密的范畴吗?

  徐昕:这种做法绝对不属于国家机密,从制度上来讲是不应当肯定的,甚至从立功角度来讲,都不应当过度强调。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告密文化的延续。这种手段也是走不上台面的。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不应当鼓励通过这种方式来破案,除非涉及国家安全或者一些重大刑事案件才可以考虑采用。

  潇湘晨报:为冤假错案平反一般有几种途径?徐昕:现在的伸冤途径应该说是很有限的,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没有正常的途径,所以只能期待“亡者归来”,或者真凶出现,这是所谓的一种偶然性的因素。内部伸冤纠错机制,必须取决于对当事人和律师权利的保障,要真正能够为司法机构所重视,同时能够发挥它本来应有的作用。所以,还是取决于权力架构的变化。

  潇湘晨报:一些案件的纠错过程中,司法机关也有一些变通的做法,不直接无罪释放,而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判缓刑,实报实销(关多久判多久)等。

  徐昕:就是一个追责的问题。一旦没有做这个(变通的做法)之后,就要追究责任,进行国家赔偿,所以就要采取折抵刑期等变通的做法,最后总要弄你一个名堂,让你找不到麻烦。这就涉及制度因素中的考核制度。一旦刑事上确定是错案,就会想去规避一些东西。这就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要纠正过来。

  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崔容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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