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勇立潮头的人，总会有一段评说，无论是非，无谓功过，因为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这也许就是人们喜爱回顾往事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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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一位在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的同志曾送给我一本《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一直放在书架上。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各个方面也都要搞些活动，纪念自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我作为一个在1978年得益于“恢复高考”首批进入大学念书，而后又从事教书、金融的专业人员，亲自参与并见证了这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我也从一名年少无知的下乡知青，却已经从事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及金融职业，忽然有一种冲动想写点东西，并能够给后来的年轻人留点什么，也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有了这种想法，我又将《安徽改革开放大事记》一书找出来，看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所生活工作的安徽省都发生了哪些大事，我的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出乎意料，在书中无意间发现1981年5月，国元证券公司的前身“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成立一事，赫然记录在册，成为那一年安徽省改革开放的一个大事件，该书第76页上显示“5月26日，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成立。公司主要的任务是吸收和运用国内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为省内企业和产品开辟国际市场”。看到这段文字，颇有点意外。因为，当年我省因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农村改革试点，而1978年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全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多少重大的事件，怎么会专门记载一家公司的成立？这其中或背后又有着什么背景？对当时我省的改革开放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带着好奇的心理，又有着对公司发展起源探究的冲动，我去了公司的档案室，查阅了一些早年存档的文件史料，找到了有关“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最早的一份历史档案，那是1980年9月12日由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委潘锷璋、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徽省委主委荣广宏两人联名给省政府《关于筹建安徽省国际投资信托服务公司的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道：“今年1月20日省长办公会议决定，筹建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并确定由潘锷璋、荣广宏同志负责筹备工作”。报告表明1980年1月20日省政府就正式决定组建该公司并确定由潘锷璋、荣广宏同志负责筹备工作。这是迄今为止能够查阅到的与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有关最早的材料，其中对“公司章程”、“董事会的组成”、“资金来源”及“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隶属关系和内部机构设置”、“办公地点”等均有了明确的建议，并抄报了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1981年3月初，安徽省政府又召开会议研究《成立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的方案》，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潘锷璋带领筹备人员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得到了老朋友香港维大洋行董事长王宽诚①等人的帮助，又接收上海一些故友的支持，筹集了近200万资金。其间主要考察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刚刚创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模式和经验，“中信模式”在当时可谓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为各地改革开放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1981年3月8日，安徽省政府发出《关于成立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的通知》（皖政1981（33）号），通知指出：为吸收国内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建设投资，加快我省现代化建设，省政府决定：1。成立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2。公司是省属企业，委托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代管，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由省编委审批；3。公司聘请香港维大洋行董事长王宽诚为名誉董事长，潘锷璋为董事长，荣广宏等四人为副董事长，黄惠忠等十三人为董事，荣广宏兼任总经理；4。公司章程（草案）由董事会讨论后报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批准实行，因为当时国家政策规定需报国家进出口委批准和备案。1981年5月26日，省内报刊媒体对外正式宣布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成立。从动议到成立，历时近两年时间，可见创立的艰难和过程的复杂。

　　五老献策谋招商

　　对外引资风乍起

　　谈到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不提到当年邓小平宴请“五老吃火锅”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恰巧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人士在北京开会，邓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见一见工商界的老朋友，他提了一个名单，分别是荣毅仁、胡子昂②、胡厥文③、古耕虞④和周叔弢，说要宴请五位老人吃涮羊肉，火锅宴设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陪宴的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等人。

　　一月的北京还是隆冬时节，福建厅却是暖意浓浓，五位老人早早到来，喝着工作人员泡上的新茶，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邓小平准时来了，他笑容满面、精神抖擞地走过来，与五位老人亲切握手。待坐下后，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笑说：“今天，我先向老同志们介绍一下20多天前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称五位老人为“老同志”，因为文革刚结束，使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信任。五位老人认真听着邓小平的介绍，除胡厥文外，四个人都在沙发扶手上记笔记。胡厥文耳背，由他带来的秘书作记录。等介绍完会议情况后，邓小平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这是一个新问题，你们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五位老人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们刚从上海、江苏等地调研回来，仅在上海一地就开了30次座谈会，接触了300多工商界人士。

　　谈到“吸引外资、利用外汇”具体事项时，荣毅仁说道：“小平同志讲要利用外国资金、华侨资金，确是重要问题。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面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来做工作。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就翘得老高，要价也就高了。为此，要对引进项目加强管理。”荣毅仁刚讲完，邓小平表态说“搞补偿贸易，有相当的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省大有希望，两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的技术，因为产品面向市场，需要具有竞争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邓小平停顿一下，又说：“现在国家计划想调个头，以前我们一直是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我们要先搞资金周转快的项目，如旅游、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我看可以扎扎实实地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再搞50亿美元收入，加上一些别的项目，大约共计150亿美元的收入。”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你所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大家谈兴甚浓，有很多话要向邓小平说，也想听到更多的指示。谈话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邓小平抬腕看看手表，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邓小平与五位老人一桌，吃火锅时，他与五位老人轻松谈笑、拉拉家常，还喝了几盅白酒，还劝五位老人都喝一点，边吃边谈，其乐融融。

　　随后，在邓小平的亲自提议和支持下，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正式成立，直属国务院管辖，聘请荣毅仁当首任董事长。他以大上海资本家的经营谋略和中国政府的强大背景，使得中信公司在成立的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中信公司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投资、信托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1981年2月，中信公司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武士债券”。今天，各种公司企业债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公司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说中信公司干了一件赔钱买卖。事实胜于雄辨，仪征化纤厂以突出的经济效益证明中信公司海外发债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次筹集外汇资金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中信公司树旗帜

　　各地政府齐跟进

　　追溯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的创立，还要提到一个目前已经不存在了，但对中国对外改革开放早期推动立下汗马功劳的政府机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

　　1979年7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十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提议，为加强对进出口、外汇平衡和引进新技术工作的管理，决定成立“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主任均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江泽民曾任该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和秘书长。后来在1982年3月，上述两个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设立“对外经济贸易部”。“两委”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做了大量开拓性、探索性的工作，主要有创办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根据该委员会职责“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的工作”规定，1981年9月8日安徽省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以“管调字（1981）第078号”报告向国家进出口委申请其同意设立“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并附上《公司章程》。10月4日国家进出口委以“进出外字第106号文”（图三）批复“同意成立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同时要求“本着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精神，逐步开展国际信托投资业务”，并参照“国务院1981年9月5日批转的国际信托投资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后再行报备。

　　上述批复中涉及的“国际信托投资工作座谈会”是国务院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在1981年6月22日至29日召开的有关国际信托投资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与会代表共65人，安徽也派人参加了座谈会。此次会议上指出：自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来，这项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当时，国内已有1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吸收外资的信托投资公司，恢复并扩大了华侨投资公司。证明创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确是我国对外开展经济活动的一条重要渠道，是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一支生力军，将在吸收投资、发展生产和沟通国内外金融与产业部门、生产与流通领域等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会议希望各地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为进一步开展信托投资工作创造必要条件，逐步走出一条办好社会主义信托投资工作的新路子来。同时，会议还认为，鉴于目前还缺少经验，开展信托投资工作应当采取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稳步推进的方针，首先把已经成立的省、市、自治区一级信托投资公司办好。省、市、自治区以下，可不成立信托投资公司。

　　工商名流创先河

　　功不可没后人颂

　　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的创立及初期发展，是与两位老先生的远见卓识和商业思维密不可分、紧密联系的，这两位老人就是潘锷璋先生、荣光宏先生。

　　潘锷璋，1906年出生于浙江慈溪，曾任全国工商联常委兼安徽省主委，省政协副主席。解放前在上海、蚌埠等地经营造纸业。2000年于合肥逝世，享年94岁。1949年建国初期，他率先在安徽蚌埠实行公私合营，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带头捐献飞机，积极推动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支援安徽建设，带领全省私营工商业者走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12月安徽省工商业联合会成立，潘锷璋当选为省安徽工商联主任委员。时值推动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坚决拥护党的政策，率先将蚌埠光明麻袋厂实行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后，该厂扩大了规模，生产迅速发展，产量不断提高，经营改善，利润不断增加。

　　为了发展安徽造纸工业，潘锷璋倡议筹建蚌埠建华造纸厂。他多次去沪动员亲戚来蚌埠开办造纸厂。建厂期间，因资金短缺，他又去南京动员美大纸号的其他股东和工人转业到蚌埠建华造纸厂，从而解决了建厂资金困难和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该厂于1954年4月投产，结束了我省无机制纸的历史。1954年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潘锷璋积极推动全省各级工商联引导帮助私营批发商转业，他还带头将聚美斋纸号的全部资金转业投入建华造纸厂。

　　为适应省会的发展需要，合肥市政府决定建设一个综合性大型饮食服务企业，并请潘锷璋牵头具体指导筹建工作。潘老获悉当时上海在对旧工商业进行改造中，有部分批发商歇业后，大批资金和技术力量闲置，上海市政府动员这一部分人转业办厂或外迁，支援内地建设。潘老抓住时机，一方面利用自己与上海工商界的联系，一方面请省、市政府出面协商，于1955年1月亲赴上海联系，与上海工商联进行磋商，得到上海工商界巨头荣毅仁、胡子婴等大力协助，吸收了批发商119户，私方从业人员159人，资金295万元转来合肥，投资建设公私合营的长江饭店。该饭店的建成，促进了合肥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省城合肥的接待能力，成为当时合肥长江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

　　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时，潘老被错划为右派，蒙受冤屈，但他爱党爱国的赤心不改，仍旧努力工作。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他致力于经济建设，创办了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中华职教社安徽分社，为我省现代化建设和职业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

　　荣广宏，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安徽省委主委，1915年9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无锡市，2014年12月22日在合肥逝世。

　　为支援内地工业发展，1952年，当地政府与荣广宏协商，希望他带着设备支援内地建设到安徽工作。荣老认为这是党对他能否以实际行动表现爱国精神的一次考验，于是克服重重困难，服从政府安排，带着从瑞士订购的二万锭全套纺织设备来到了芜湖，并任芜湖纺织厂副厂长。1954年，他所在的企业在全行业中率先进入公私合营。1963年，他拿出l0万元私人积蓄，在合肥西郊创办了一所农垦学校，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

　　几十年来，荣老主要投身于党的统战工作，与民建、工商联的其他同志携手并肩，为积极参政议政，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1987年4月9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荣广宏等32名代表提出议案，建议制定《公司法》。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文件下发，使我国多党合作事业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荣老虽然年事已高，但还坚持亲自带领民建党员深入企业、农村开展调研，同时在合肥近郊和寿县开展科技兴农和扶贫工作。

　　两位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创建“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的艰辛过程中，付出了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永远铭记在公司的发展史中闪闪发光、熠熠生辉，虽然两位老先生在公司主持工作时间不长，后来的公司继承者们，像陈逸民、蔡守谟、卢继延、凤良志等公司主要领导，一任接着一任带领着公司员工励精图治、敢闯敢干，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大潮中，披荆斩浪，勇往直前。他们所开创的事业薪火传人、茁壮成长，往事并不如烟，永远值得后人回忆。

　　蓦然回首，都已是沧海桑田；世事变迁，都已成峥嵘岁月。

　　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设立运营了20年后，于2001年10月又与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合成为国元证券，迄今也有18年的历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国元证券也刚刚度过18岁的生日，公司资产规模已近800亿元，净资产也超250亿元，并走出了安徽，走向全国和境外，成为一家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系统重要性的综合类证券公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管已从早期信托投资公司，合并分设为一家证券公司（国元证券）、一家信托公司（国元信托）和一家控股公司（国元集团），但却始终坚持公司初创时“吸收资金、服务实体，加快安徽省现代化建设”的办司宗旨没有改变过，截至目前每年为省内外企业及地方建设融资均超过二百亿，已成为安徽省内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地方金融主力军。

　　补记

　　1986年5月28日，安徽省政府发文批复，同意公司名称由“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服务公司”改名为“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由五千万元人民币增加到一亿元人民币。另外，翻阅公司创设初期的财务报表，1984年12月末公司资本金仅898万元，其中财政拨款740万元，自筹资金158万元，公司总资产1210万元，当年公司全部盈利为84.19万元。

　　注释  

　　①王宽诚（1907-1986），浙江省宁波人。历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当然永远荣誉会长，兼香港、澳门10余家公司、机构名誉会长、董事、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王宽诚先生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②胡子昂（1897-1991），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实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主席、名誉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③胡厥文（1895-1989），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历任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分社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代理事长，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④古耕虞（1905-2000），祖籍广东，出生于重庆山货业世家，垄断了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解放后，为突破西方经济封锁使我国猪鬃顺利出口做了大量工作，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其财经委副主任等职。

　　⑤周叔弢，（1891-1984），中国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安徽省东至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⑥胡子婴，（1909-1982），曾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干事，并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担负日常重要会务。是民国时期各界救国会的7名领袖（史称“七君子”）之一。建国后，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四届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届中央委员和第二、三届中央常委。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国元证券  郭莱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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